在1873年开始撰写、并于1876年完成的《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收集了四篇（原先计划13篇）讨论当时欧洲情况的论文，尤其是有关德国的文化。另外还有第五篇原标题为《我们文字学家》的论文要到尼采死后才被出版[11]。

1. 《大卫·斯特劳斯：自白者和作家》，1873年，攻击神学家大卫·斯特劳斯（David Strauss）所著的《旧与新信仰：自白文》（1871），尼采以此作为当时德国社会思想的代表之一。他指出斯特劳斯的“新信仰”—依据历史发展而设计出的一套普世制度，批评那是根基于对历史的误解之上成立的一套腐败文化。尼采不但攻击这本书，还攻击斯特劳斯本人是庸俗的假文化代表。
2. 《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1874年，突破“知识本身就是目的”的传统看法，尼采提出另一套解读历史的方式，主张活着的人类生命才是主要的关注目标，并描述这种概念可以如何改善一个社会的健康。尼采也提出了一套对于古典人文主义原则的批评。尼采在批评历史主义（认为人类是透过历史而被创造的）的同时，也批评了认为人可以用客观概念了解人类本身的主张，因为人之所以活在世上纯粹就是因为被其主观性所驱动。
3. 《教育家叔本华》，1874年，讨论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复苏德国文化的可能性。尼采特别指出了叔本华思想中带有的个人主义、正直、坚定以及快乐等人格，尽管叔本华也带有明显的悲观主义。
4. 《理察·瓦格納在拜鲁特》，1876年，研究了理察·瓦格納的心理状况，原先得出了较为负面的结论，而没有反映出当时他与瓦格納之间的深厚友情，也因此尼采最初没有将其发表，并在后来将其修改成较为正面的评价。尽管如此，这篇论文预见了尼采与瓦格納两人在未来的冲突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