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菲利(Porphyrios,232—305年)著有《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简称《导论》(Isagoge),他提出的“类、种、固有性、特异性、偶然性”,称为“五全称命题”(TheFiveUniversals)或“五称(TheFivePredicables),又称“波菲利树形图”,对中世纪阿拉伯逻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阿拉伯逻辑学者还运用波菲利的“外延法”(extensive)来研究项间的关系。通过“波菲利树形图”上“种”和“类”交错的情况,可以看出阿拉伯哲学家是如何运用“外延法”的

波菲里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阐述新柏拉图主义 流溢说的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神学》和《原因篇》也被译为阿拉伯文，在各地流传。与此同时，阿拉伯东方的伊斯兰文化和希腊哲学科学著作阿拉伯文译本，已在阿拉伯后伍麦叶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也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科尔多瓦已成为伊斯兰第二个学术文化中心，使西班牙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新局面。翻译运动所译注的大量外来著作，把阿拉伯哲学和科学研究推向了高潮，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思想，给阿拉伯思想界以深刻的影响，为阿拉伯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中世纪唯名论者与实在者关于共相问题的争论所基于的基本哲学框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不过，真正把共相是否在实在上存在作为一个确定的形而上学问题提出来，则源于波菲利（Porphyry）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Isagoge）(Introduction to Aristotle’s Categories)中对种属共相的实在性的追问：“种属是实在的（real），还是仅仅寓于单纯思想之中（situated in bare thought alone）?”  这就是所谓著名的“波菲利问题”（Porphyry’s Problem）。波菲利在《导论》中一开始就说他不打算来回答这个“高深的问题”，他实际上所作的评论主要限于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中各个范畴、特别是五谓词及其关系作了清晰的解释。波埃修将波菲利的《导论》翻译成拉丁文，并对之作了评注，完成《〈波菲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评注》（A Commentary on Porphyry’s Isagoge）。在《评注》中，波埃修首先转述了波菲利问题，并详细讨论了三种可能解决问题的途径，最终他没有提出肯定的结论。然而，我认为，正是波埃修对波菲利问题的详细讨论揭示出了亚里士多德的温和的实在论的复杂性，而对这种复杂性的进一步解析构成了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之间争论的基本问题域。亚里士多德认为，共相存在于个别之中；波埃修没有断然拒绝这种共相理论，但是他发现在如何理解共相存在于个别之中这个问题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首先，种属共相是属于该种属的许多个别所共有的，这里“种属对多个个别的共同性”意味着，当种属存在于个别之中时，它们本身作为整体、而不是某一部分必须同时在所有这些个别之中，并构成它们的本质。波埃修说： 
“种应当在这样的方式上是共同的：不仅它的全部是在所有单个物之中，并是同时在所有单个物之中，而且它能够构成并形成那些共有它的东西的实体。” 
然而，如果种以这种方式在多个个别之中，那么种就不能是数目上的一，因为它在数目上为多的个别之中；而如果种不是一，它也就失去了它对所有个别的共同性 。包括属在内的其他共相亦复如此。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温和实在论的困难所在。显而易见，种属共相存在于个别之中这个断言的之所以存在困难，是因为种共相只有全部同时存在于所有个别之中，它才具有对属于它的所有个别的共同性，并且由于在个别之中而具有实在性；然而，如果它存在于数目上为多的个别之中，那么，在数目上为多的个别之中的共相就不可能具数目的同一性